Part1:

过去的数天，我围绕中国的户口制度，提出了一些重要论点。所以，我想，有必要系统的说一下为何中国不会在短时间内改变他的户口制度，尽管现在人们正在讨论如何改革中国的户口政策。
令人吃惊的是，户口制度并非中共所追求的一种管制民众的手段（与我谈论过此事的大部分美国民众认为户口制度是中共管制民众的手段），它实际上是中国户口登记政策的一个修正版本，中国的户口登记政策在中国已存在数千年，并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起初，这一制度的目的是用来限制人们的流动，并剔除民众中的“麻烦制造者”。中国现代的户口制度始于50年代，其作用是把农民控制在城市的外头。这种方法使中国人口变得更为松散，更便于政府维持管制。
尽管中国已抛弃中央管制型的经济制度，然而却仍有许多观点认为中国应当维持原有的户口制度，以下是最常被人们引述的观点：
1：减少贫民窟的出现
与中国的党政官员谈论户口制度，很难听到他们不说中国没有产生像印度或菲律宾一样的贫民窟。这是这一制度不可否认的一个好处，但它并非这一制度看起来那般美好。中国不能迁移到城市的农民，常常住在泥块砌成的房子内，这样的房子同常缺少适宜的卫生设施：城市中的农民工与他们的工友们住在拥挤的宿舍内，却与自己的家庭分离；建筑工地的农民工宿舍设施简陋，临时的建筑体搭建在建筑工程的附近。所以，虽然中国没有贫民窟，但是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居住在不达标的住房内。
然而，居住在贫民窟的通常包括到了工作年龄却没有找到工作的人们，和未在学校就读的孩童。但在中国不会出现如此规模（指印度，菲律宾等）的贫民窟。失业的工厂工人通常会返回自己的家乡，因为留在城市中，他们的不会获得任何的福利，然而回到家乡，他们却还能挣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孩童也一般与家里的老人留守在乡下，在乡下，孩童可以就读本地的学校，但是这一做法也无疑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问题。（众所周知的留守儿童的问题，译者注）
2：保障企业利益
批评者通常会指出这样的一个事实：户口制度为工厂主带来巨大利益的同时，民工的利益却受到压迫。这两点都是事实，但他们似乎忘记了，遍布中国数以千计的工厂，其所有者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记住，共产主义的一个重大组成部分是国家维持对国有企业的控制）。把工人工资维持在低水平的同时，政府还限制工人们对工资的议价能力，尽管这对工人是不公平的，但对政府却是有利的。
廉价的劳动力来源是中国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的户口体制便于让工人的时薪保持在低水平。如果政府允许农民工涌入城市，经济发展速度的放缓会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而社会稳定的削弱将成为影响中国崛起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在当地政府官员的眼中，他需要能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工人来促进GDP数据的增长，好让自己加官进爵。以我自己的经验，企业和政府很少会为了那些无法发声的劳苦大众而去损害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为此，他们甚至会不顾国家利益。
3：减少地方政府的支出
第三个我认为户口制度不会发生改变的原因是，如果地方政府不得不为农民工提供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整个的户口制度即会崩溃。想一下，那些每个月仅仅挣着2-3000块钱人民币工资的民工，却需要政府提供教育，卫生保健，治安维护等其他政府的社会服务，而每个月却只缴那么一点点的税额。因为中国的税收结构，这些地方政府没有能力为这些民工提供哪怕是中等水平的社会服务。通过户口制度把人口划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政府可以为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的人群提供较为高水平的政府福利，以保持人口中能力相对强大的人群的幸福。
正如老毛在大饥荒期间说的：“如果粮食不够吃，人民都会饿死。但让一半人饿死，另一半人饱食，总比让所有人饿死好的多”。农村居民现在再次被留在“饿死”的部分，而城市居民则可饱食，全然不知这并非只是他们的门户之争。

from:https://www.douban.com/group/topic/22290692/

Part2:

假如中国放开户籍制度，允许人口自由流动，会产生怎样的后果？会有怎样的深远影响？

form: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5448209

Part3：

为什么美国没有户籍制度？

事实上，不光美国没有户籍制度，整个西方国家都没户籍制度。现在全世界除了中国等少数国家以外，其他国家基本上都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

当然，我们的户籍制度也是跟国情相适应的，因为我们的人口众多，民族众多，每年人口迁入和迁出的量非常巨大，如果没有一套严格的户籍制度加以管控，那是要乱套的。

有人该问了，美国的三亿多人口也不少，而且美国人特别喜欢搬家，动不动就换个城市，人口迁移的数量也不少，他们为什么没有户籍制度呢？

这个DMV跟我们的车管所性质差不多，但是他的管理范围可大多了，而且管理信息对美国政府来说十分重要。因为美国基本上每个家庭都有汽车，他的公民几乎都拥有驾照。这样一来，美国政府对居民的管控就方便多了。

在美国，只要你更换一座城市，必须在15天之内到当地的dmv进行登记，否则超过这个期限，驾照就会过期，这不仅会影响你的驾车，而且还影响你的方方面面。

比如说你要乘飞机，需要出示驾照，你要坐火车要出示驾照，你要住酒店，也需要出示驾照。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驾照其实和我们的身份证差不多。只要需要个人信息的，我们出示身份证，而美国人需要出示驾照。

所以美国政府想要了解居民的流入流出情况也很简单，只要查询驾照就可以了，因为控制驾照就可以控制美国的人口流动，所以在美国根本就不需要户籍。

二、社会保障卡涵盖了公民利益的方方面面

除了驾照以外，每个美国公民都有一个社会保障卡。驾照并不是所有的美国公民都有，但美国公民每个人都有唯一的社会保障卡。

他的这个社会保障卡和我们的还不一样，我们目前的主要功能就在社保这一块，看病，住院，买药等都需要社会保障卡结算。而他们除了看病以外，找工作，开工资，缴纳保险，缴税等等都需要用到社会保障卡。

当然，他们的社会保障卡也和我们一样，那就是不能中断，只要更换居住地，或者更换一座城市，那你立马就要到当地的社会保障机构办理变更手续。因为你的待遇与所有福利都与这张卡挂钩，如果你没有及时登记变更手续，你就享受不到当地的政策和利益。

而他们只要到社会保障机构进行登记，那么当地政府就掌握了他们的流动信息，这其实也是人口管控的一种方法。

美国虽然没有严格的户籍制度，但是他通过驾照和社会保障卡就能掌握居民的所有信息，这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管控手段。

其实放眼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居住和迁徙都十分的自由，他们也没有户籍制度，但是也没见他们乱套。

我们不能说自己的户籍制度好，也不能说人家的措施不好。因为鞋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from:https://c.m.163.com/news/a/FM0TI7NM0515DPN1.html

Part4:

北漂9年搬家14次，我最终选择了移民加拿大

2006年7月,我从大庆石油学院(现东北石油大学)毕业,开始为找工作做准备。

此前我也想过读研,奈何家里条件不允许:父亲没有正式工作,我和姐姐从小跟着他,披星戴月进入东北林场砍树。

我和父亲在吉林老家。

“好好学习，才能有出路。”父亲曾百般嘱咐。2002年，我以超过吉林省重点线30分的成绩，考入大庆石油学院电信专业，大四那年找了份兼职，给一个女孩当英语家教。她家的装修亮瞎眼球，卫生间马桶的开关我就找了半天。听说她父母已经办好了加拿大的投资移民，高考完就送她去蒙特利尔。那是我头一回听说“蒙特利尔”。女孩眉飞色舞，跟我畅想西式风情。我偶尔尴尬笑笑，就是听个热闹。毕竟，我只是为了那200块补习费而已。

听闻长三角电子厂众多，那年7月，我踏上开往苏州的火车，进了吴江某电子厂。这份工作只维持了两个月——听宿舍里干了6年的大哥说，厂子是台湾的代工厂，“副经理”以上基本全是台湾人，职位最高的大陆人就是我们科长了——他干了快15年了，为人处事还如履薄冰。每天上下班，还解裤腰带、过安检门，起初新鲜，后来渐渐有被侮辱的感觉。

于是，我年少轻狂辞了职，带着一只大编织袋，从苏州奔往北京。

在北京，没搬过5次家不足以谈人生

2006年11月，北京站熙熙攘攘，空气中是希望的味道。按照哥们小卡的嘱咐，我坐13号线到知春路下车。等他来接的间隙，我贪婪地环顾四周，想起父亲的另一句箴言：“男孩子闯一闯，没什么坏处。”

当时唐家岭还是一片荒芜，农民修起了三四层的小楼，每层隔出十几个格子间，厕所是公共的，冬天漏风，夏天恶臭。我和小卡住进了其中一间，月租300块。

也不知道谁给我灌输的思想，总觉得外企高人一等。我每天去网吧投简历，一门心思想进外企，2007年初，还真被一家总部在新加坡的公司录用了，职位是软件测试工程师，负责测试摄像头。

工作确定后，住在唐家岭多有不便，我跟小卡互道珍重，拎起编织袋，搬入肖家河一处格子间。和我合租的是大超，大学四年睡我下铺的兄弟。大超喜欢周星驰，毕业后也离开了辽宁，开始北漂。

经过几次面试挫败后，有天，大超“啪”的一声，往我上铺扔了一个红彤彤的证书。

“这啥玩意儿？”室内灯光昏暗，看不太清楚写的什么。

“哥们儿也是有身份的人了。”大超仰脖冲我说。

我打开一瞅，封面印着“演员证”，大超说这是花了100块钱办的，可以去做群众演员。

“你要进军娱乐圈啊？”

“嗯呢，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王宝强不也是群众演员出身么？说不定哪天哥出名了呢，要我签名你得抓紧啊。”他很认真。

“行，超哥加油，我等着那一天。”我深吸一口烟，脸上露出不屑和尊重并存的复杂表情。

我上班的公司在海淀区万泉庄，试用期工资只有1800块，冲着外企、写字楼、白领的光环，我不计较。

测试组有个本科应届毕业生，一开口就知道是北京人，每次出现在工位上时，总是气定神闲，透着一股自信。后来他教给我不少东西：安装各版本的操作系统、备份50多个GHOST镜像、一键还原系统、硬盘分区、调试测试环境……我自愧不如——早知道就报考北京的大学了，即使再烂的学校，4年的北京生活也定能教会我更多东西。

转正后工资是2500块，依旧不够开销。毕业后要还助学贷款，我兜里窘迫，只好靠着套现和透支信用卡来维持——从X商银行的信用卡刷出钱来，有一个多月的还款空档期，再从农X银行的信用卡刷出钱去，补X商银行的窟窿，根本没有余钱给吉林的父亲补贴家用，但父亲则逢人便说：“我儿子大学生，现在北京上班了。”逢年过节面对亲戚邻里，他笑得越得意，我心里越不是滋味。

有天，我回唐家岭找小卡，指着隔壁上地中关村软件园的楼群，信誓旦旦地说：哥将来有一天肯定会在这里工作。

都说在北京，没搬过5次家不足以谈人生。北漂半年，我就搬了6次，每次基本都是10分钟可以打包走人。

2007年2月，大超找了一份做电路板组装的工作，为了上班方便，我俩搬到了青龙桥附近那片等待拆迁的老平房。下了公交，要弯弯绕绕经过一段废墟才能到达出租屋，好多次我下班路过，总有花枝招展的女同志跟我眉来眼去。

住了一个月，我俩又决定搬家，理由是“人员太杂”。搬到哪儿，想不起来了。

4月，我跟大超分道扬镳，搬去了五道口威盛大厦对面的胡同里。每天清晨从群租房出门，抬眼就能望见天价的华清嘉园小区。

这次和我睡上下铺的人叫大宝，是大学同寝的铁哥们，四平人，大学时期，我们总爱开他玩笑，说他是四平精神病院跑出来的——但凡一个有正常思想的大学生，都不会在思想政治课上一本正经、磕磕巴巴地提问道：“老师，我们学这东西有啥用啊？”

2007年6月，我搬到地质大学旁边的石油大院，弘彧大厦的旁边，住着月租400块的上下铺，跟大超重新聚到了一起。

原本的两居室被隔成4间。推开隔断的门板，嘎吱一声就能顶到床沿。做菜的油烟混合着廉价香烟的气味，在封闭的空间里发酵，我怀疑过敏鼻炎就是那时得的。

大超喜欢在起点网看小说，如痴如醉能熬一宿。我则刷《老友记》，看佟大为马伊利演的《奋斗》，里面有句台词：“如果我一辈子穷困，你还会爱我吗？如果你一辈子努力，即使穷困我也还爱你。”

看到这里，我狠吸一口。彼时，我的高中女同学嫁给了一位部队大院的小伙，对方在北京有房有车，在航天局机构工作；初中同学的女友在北师大读博，两人情投意合，在小西天附近买了房子；还有一哥们，毕业后爸妈掏了首付，在回龙观置办了一套房子，只需要他还月供。

而我拿着2500元的月薪，早已被房价远远撇下。

“我谈恋爱了，发现女友薪水比我高不少”电脑右下角的企鹅一直在闪动，点开看，是小卡的留言：“8月份打算去北京周边hiking和桥降，你有时间参加吧？”“大概多少花费？”我单刀直入。“AA制，没多少，就火车票和农家乐饭钱。有个老外朋友，有专业设备，你要是去，咱俩去他那碰个面。我同时上网发帖子，看看还有没有一起去的。”“好，去！”那些年我痴迷英语，一听有机会练口语，就答应了下来。同行的有8个年轻人，其中包括小卡的2位朋友，1位我们的初中女同学，老外Derek和他的中国女友，还有两位在水木社区跟帖的女生。

两位通过论坛报名的姑娘，一位特别爱说，一位特别爱笑。

爱笑的那个叫小花。第一次听到她的笑声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黄莺出谷”。别人说啥她都能戳中笑点，仿佛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开怀，让人心情也不自觉愉悦起来。

当晚，我们在河边宿营，夜里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早晨起来，凉意袭人，小卡呼大家去旁边的桥上速降。我自告奋勇，美其名曰给大家做个表率，现在想来，难免有出风头的意思。

那次一别，我对小花有了莫名的感觉。上网时，总期待电脑右下角一闪一闪的QQ头像是她。

那段时间，日子四平八稳地过着。一天，满脸青春痘的组长突然宣布，他要调去新加坡总部上班了。新加坡啊，我除了“鞭刑”，其他一概不知，除了羡慕就是感慨。北京小伙老气横秋地拍拍我：加油，好好努力，面包会有的。

回到合租房，地质大学的小胡约我去弘彧大厦门口撸串。夜晚的北京繁华喧嚣，风中弥漫着孜然羊肉的味道。饕客们推杯换盏，都在指点江山。酒过三巡，我吹嘘公司的趣事，感慨生活不易，小胡则梦想着毕业后干一番事业，怒骂着操蛋的大学生活什么时候能结束。我俩你来我往，羡慕着对方。

9月29日，一行人又相约去密云白河hiking。这次我答应得很爽快，因为听说小花也去；11月23日，相识整三个月后，我和她确定了恋爱关系。

2008年6月，我告别大超，和小花搬进了紫城家园一处“三改五”，月租700块。

恋爱后，我才知道有个衣服牌子叫做VERO MODA，而她一毕业就比我工资高很多。我开始把头发剪短，不再靠倒腾信用卡来维持生活，我想脱贫，我想有个自己的小窝。

2008年，我收到国内一家知名芯片研发公司的面试通知。面试官是位测试经理，说话言简意赅。

“简单介绍一下你的工作经验吧。”她笑笑说。

“你好，我毕业1年，目前软件测试工程师在职，主要负责测试摄像头的应用程序和驱动程序……”我心里突突地紧张着。

“刚毕业一年，为什么就要跳槽呢？”

这个问题我早有预料。

“贵公司是芯片行业翘楚，我现公司的摄像头产品用的就是你们的芯片，产品和软件我都比较熟悉。至于为何要跳槽，实话说，一是觉得芯片是所有产品的灵魂，希望自己能够学习并且贡献一份力量。第二是，我谈恋爱了，发现女朋友的薪水比我高不少，我要更加努力工作，提升自己的价值。”

她没想到我会如此坦白，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顺利拿下了offer，在全是归国硕博的公司里，成了为数不多的本科员工之一。为我高兴的同时，小花也在不久后跳槽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关村软件园，薪水又高我一等——尽管和同龄人相比，我俩的薪水都谈不上高。

2011年，我们领了证，在北医三院验血那天，医生宣布小花怀孕了。“咱得抓紧去妇幼保健院排队建档了！”新生命的到来让我兴奋不已，但俗话说得不错，贫贱夫妻百事哀，很快，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

“有能耐，你自己整租啊”“7月是预产期，咱们又得搬家了。”一天，小花对我说，语气里稍有怨气。“嗯，等过了农历年，我出去看看房源。”我搪塞道。“我看了，整租都好贵啊，一个月至少四五千块钱。”她补充一句。“再贵也得租啊，带着孩子哪能还合租呢？我多逛逛同城论坛，问问中介吧。”我信誓旦旦。北漂9年，搬家几乎是我们的生活基调。从龙乡小区、紫城嘉园、清河南镇、二里庄、霍营、安宁庄北里、清缘东里、安宁里南小区，到强佑新城，算起来基本每年搬一次。住在紫城嘉园时，我俩还被黑心中介扣了押金。合租的5家闹到了朝阳区派出所，只见中介翘着二郎腿，笑呵呵地抽着烟，一看就是所里的常客。民警让我们自己协商，硬生生耗了一下午也没结果，大家纷纷败下阵来。都要上班糊口，跟他们实在耗不过。

居无定所之余，小花的身体状况也堪忧。在孕期5个月的例行产检中，她被查出“宫颈机能不全”，险些流产。那阵子，她一有时间就逛妈妈论坛，恶补知识，在孕酮和雌激素的作用下，经常看着看着就开始情绪低落，忧心忡忡：

“奶瓶、奶粉、学习筷、牙胶、辅食机，X宝买，不放心，在实体店买，又贵。”“坐月子怎么办呢，你只能休一两周，我产假也只有4个月，之后上了班，谁来照顾呢？没有幼儿园愿意收这么小的婴儿，再说，我也不放心。”“还有啊，没有北京户口，以后孩子上学怎么办呢。”……

“哎呀，你就别想啦行不？先把身体调理好比什么都重要。”我强装镇静，挤出笑容给她捏捏肩膀，自己却陷入沉思——这些问题，我居然从来没想过。在之后的日子里，问题如同巨石，逐块压在身上，终于，在大年三十那天，我俩因一件小事彻底崩溃，窝在次卧里狠狠地哭了一场。那时，我们蜗居在二里庄的次卧里，主卧是我大学同学和他女友。起初相处还算愉快，但他俩每回洗完澡，总会弄得浴室地板上全是水。小花怀胎数月，我怕她摔倒，提醒过2次，对方依旧我行我素。有天，我再次好言提醒，结果同学的女友急眼了，怼了回来：“有能耐，你自己整租啊。”我一向不敢与人争执，只好强忍着火气回了房间，开始上网找整租的房源。那时，北京的房价已经“起飞”，对我来讲，买房是不大可能了，除非中了彩票。但为了老婆和孩子，我必须另谋出路。和众多北漂一样，原本我们打算在北京再工作几年，挣点钱，实在不行就回老家生活。然而我是个爱折腾的人，觉得技多不压身，恋爱后便捡起了《新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试着重新回炉，参加日语等级考试；

2010年，我又琢磨起留学美国，没事就泡太傻论坛啃英语，考GRE，但工作太忙，红宝书背了又背，基本上止步于abandon，GRE考了两次，同样铩羽而归。

小花也试过考北京的公务员，发现同样是条死胡同。

2011年8月，天气燥热。小花挺着肚子，把我拉到朝阳区某会场，参加一个关于加拿大魁北克省技术移民的讲座。我当场吐槽：

“移民，那得需要花多少钱啊！”

“中介都是骗人的，说得天花乱坠，你交完钱，就是菜板上的鱼肉了！”

“再说，我们出去后，能干啥啊？”

……

但为了慰藉小花，回家后我还是查了相关政策，评估了可行性后，花了将近2万人民币，报名了北京的法语课程。

实话说，当时我仍举棋不定。移民论坛里，一边是移民中介把海外吹成人间天堂，一边是移友现身说法，说出国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到餐厅端盘子。亲朋好友也不看好：这玩意儿哪那么容易？都是有钱人的游戏。

一天，同事凯西问我：“国内交通便利，各种美食美景，生活得挺安逸的，为什么要跑去陌生的国家重新开始呢？”

她是公司上海分部的销售，考过英语专八，我经常向她请教英语，便渐渐熟络起来。

“那可能是因为你有上海户口，父母也都能伸手帮忙照顾孩子，所以生活压力没那么大。”我试着从她的角度来解释，“而且你们在上海有自己的房子，还2套呢，跟你比不起。”

“哎呀，位置比较偏远，又不是什么豪宅，国内的工作机会多，赚钱机会也比国外多多了啊。”她岔开话题。

“话虽如此，赚钱机会再多，我没那能力、没那头脑也没用啊。”这是我的心里话。

“那加油啊，继续折腾，等你的好消息！”她不再和我争辩了。

上课地点在万泉庄附近，周六日全天，为期一年。我500学时，小花300学时，她挺着肚子跟我一起上课，午餐就在周边的盖饭小餐馆解决。

学法语同样是从26个字母开始，我们需要忘掉英语，从零开始学习发音。看法国电影、听法语广播，还要随时随地听音频资料磨耳朵。这种没有娱乐、没有假期的日子，整整过了一年。

完成了500学时后，我开始备考，跟其他小留学生一样，背单词、刷题、准备口语语料。在北京语言大学的第一场考试并不理想，又备战了几个月后，我前往青岛法盟再次考试，最终取得了口语B1、听力B2的TCF成绩，之后火速整理公证材料，提交了加拿大魁北克的技术移民申请。

早前已有传闻说，加拿大的移民政策开始收紧，对语言的要求会越来越高。我的材料提交后，就如石头沉入大海，没了音讯。

“难道要儿子重蹈我的覆辙么？”

 

2012年6月，我在安宁庄北里整租了一个55平米的两居室，月租3300块。7月末，儿子出生了。

我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挑了个日子，连夜请假赶回吉林，准备给孩子上户口。然而，当我把证件摆在片警的面前时，我笑不出来了。

“办不了，孩子上不了你的户口。”民警瞥了眼我的户口本，头也不抬，把证件往回一推。

“为什么呀，我这大老远的从北京赶回来，我……”

“北京赶回来怎么了，不能落户还是不能落啊，你这不符合政策。”他打断我的话。

“我是土生土长的吉林本地人，大学毕业后户口又从大庆迁回咱吉林，有什么不对的吗？”我有些暴躁了。

“你这户口本只有你一人，为什么你是户主，你不知道吗？”对方反问，“你这户口是挂靠的！”

“挂靠什么意思啊？”

民警白了我一眼：“你不是本地常住人口。”

后来他还说了啥，记不清了，只记得费解、委屈和愤怒一股脑涌上心头，那一瞬间，孰对孰错已经不重要，从小四处漂泊的我，再一次感受到无依无靠，仿佛一棵野草，随风飘零。

而后来发生的一次意外，更是成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花的产假结束后，我们在社区请了保姆，开销很大。2013年春节，父亲主动跟我们讲：“过了年就别请保姆了吧，糟蹋钱，我给你们带。”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复习雅思。恰逢公司和一些国企甲方打交道，有时甚至连按一个电源按钮的事情都需要我专门跑一趟，每天忙完工作、家务和学习，往往已是夜里11点；周末则是无一例外在家自修，没有娱乐不说，最熬人的是被雾霾加重的过敏性鼻炎——每隔两周准时犯病，一连十几个喷嚏，头晕脑胀，眼泪止不住地流。

面对生活的一地鸡毛，我像个异类一样在北京苟且着，父亲愿意来搭把手，自然是救我于水火之中。但照顾孩子是个心细活，我不确定，干了一辈子重活儿的父亲，能否应付得来。

一个普通工作日，我鼻炎又犯了，请假回家，硬挺着复习雅思。父亲推着婴儿车，在楼道里转圈哄睡。忽然，门外传来“哇”的一声惨叫。

“怎么啦？！”我火速推门出去。

父亲一脸懵，嘟囔着：“不知道啊。”

儿子撕心裂肺的哭闹早已响彻整个楼梯间。我定睛一瞧，父亲嘴上的香烟没了烟头，低头一看，儿子的脖上已经被烫焦了。

我的心一下就沉了下去。之后的场景，不想回忆了。

奔往医院的路上，儿子在我怀里抽泣了一路，我的眼泪止不住簌簌往下掉，忙碌的工作，糟糕的身体，移民的挫败，乱成一团的家庭琐事，那一刻，所有的委屈翻江倒海地涌上来。“难道要儿子重蹈我的覆辙么？”想到这里，我绷不住了。

陆续跑了3家医院后，才找到愿意收治的积水潭医院。医生定级为二度烫伤，包扎处理后对我说：“小伙子，你庆幸吧，还好只是烫到了脖颈，要是烟头掉到眼睛上可就毁了！”

小花过来安慰我：“别责怪你父亲了，他也不容易。”

但她越平静，我越自责。我们的生活需要一些改变。

一天，我的QQ弹出了凯西的消息：“小草，小草，我老公也在研究移民政策了！”

“咋，说来听听，被谁刺激了？”我困意全无。

“很多因素，他还没到40，已经快‘聪明绝顶’了，工作压力太大，他一个理工男，又不懂得变通，总是加班，还受夹板气，咱们没那么缺钱，他也就不想这么拼了；而且女儿有过敏性鼻炎，他总觉得国外空气可能好一些……”

QQ聊天窗口提示“对方正在输入”，我便没有打断她。

“再加上女儿随我，是上海户口，他也想迁到上海来，但最近办户籍被卡，把他惹毛了。他打电话去问，官老爷颐指气使，说他这种情况要投奔我的话，最好再考个研究生学历，不然就得等个十年八年的，把他刺激到了，气得直骂人呢！他就是一根筋，受不了这窝囊气。”

“户口转到上海可能比办移民还费劲吧？”我猜。

“可不是嘛！我们可能也得考虑技术移民啦，以后多跟你请教啊！”

就这样，凯西也走上了曲折的移民路，准备申请澳洲的州担保项目，但后来目标项目的职业列表变更，他们的职业被刷掉了。

我的情况也不乐观。2012年末，我申请加拿大留学签证被拒，理由是“移民倾向”和“资金不足”。截至那时，我共考了8次雅思，7次G类，1次A类，每考一次，都是将近1800块的报名费，但依旧没达到“4个6”的成绩。

没有“4个6”，适合我的移民项目就不多了：雇主担保和投资移民都需要金钱支撑、联邦技术移民门槛又太高，我踮着脚都够不着；加上各省提名政策飘忽不定，我一度想过放弃——午夜学累了，要不算了；鼻炎犯了，要不别考了；朋友约吃饭，活在当下得了，还折腾个啥劲儿。然而，每次看到同事为孩子上学满脸愁容，为买车摇号屡屡摇头，很多根本无解的问题，让我越发看不到留下来的希望。我咬咬牙，告诉自己：再碰一碰运气。

“为啥这些精英削尖了脑袋非要出来呢？”后来，还真被我碰上了。2014年，加拿大NSNP项目（新斯科舍省省提名移民）出炉，在全球开放接收150个家庭，且不需要雅思“4个6”的约束。我熬夜备齐了材料，开放当天就递了上去。据说截止前，全球至少有5000份申请，而我们幸运地成了150个被抽中的家庭之一（更巧的是，凯西一家也被抽中了）。拿到省提名后，便进入到联邦申请阶段。事情渐渐有眉目了。

2015年，等待办理移民加拿大的过程期间，幸运又一次降临。为了双保险，我还抢到了新西兰的银蕨签证（银蕨签证名额稀少，每年全球只有300个，被称为“熊猫签证”，一度被中介炒到30000块人民币。该签证已于2019年永久关停），只要在9个月内找到对口的本职专业工作，即可申请全家移民新西兰。6月，我辞掉工作，话别同事，抱着未知，登陆了奥克兰。

漂泊海外，心情和北漂时差不多，只不过多了一丝患得患失。我在这里结识了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大多来自百度、惠普、华为、IBM、阿里、京东、Oracle、腾讯、爱立信等公司，工龄10年左右。

“为啥这些精英削尖了脑袋非要出来呢？”小花曾经问我。

“这就是围城吧。”我想了想，说。

为了方便出行，我在奥克兰买了人生第一辆汽车，尽管是二手的，但提车那天仍激动难抑，摩拳擦掌想上路试试。结果，在一个Y字形的停牌路口时出了意外——一脚油门往右拐时，左侧一辆皮卡车疾驰而过，完了，蹭上了。

朋友帮忙把车开回我的住处。那是个4人间的上下铺，阴冷潮湿。想到两个月以来，我面试的2家公司都以失败告终，而身边移友的经济条件、个人能力又都比我强，顿时，强烈的挫败感袭来。

“老公，今天有面试机会吗？”微信电话响了，那头传来熟悉的声音。

“没有，老外办事效率太低了。”我埋怨着。

“那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她故意卖关子。

我眼睛一亮：“不会是加拿大签证下来了吧？”

“是啊，我今天收到大信封啦！！！”

电话那头，小花放声大笑。印象中，好久没听到她那无忧无虑的笑声了。我怔了怔，原来不是在做梦。

后记

 

那年10月末，我们一家登陆了加拿大。之后，我被Halifax一家广播设备公司录取，职位是软件测试技术员。努力工作了一年后，全家又搬到了渥太华，小花拿下了某网络公司的职位，从此恢复了“双IT”的局面，和在北京时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我想都没敢想的买房一事，在加拿大成了现实。通过银行评估，我们最终以5%的首付买下了一幢独立屋，在那里迎来了二儿子和三女儿。

故乡容不下肉身，他乡容不下灵魂。移民并不意味着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无论漂在何方，烦恼依旧如影随形。只不过，全在于我如何看待。

在加拿大面试第一份工作时，面试经理问我：“Why do you move to Halifax?”

（你为什么选择哈法这个小城市？）

我是这么回答他的：“To be honest, I am trying to pursue my inner peace.”

（坦白讲，我在追求自己的内心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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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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